客观的说，在全球观念的共性作用下，爱国主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表面上，国家主权将衰弱，民族国家将式微，爱国主义将消失。实际上，全球化浪潮下的爱国主义不但不会消失。反而更强劲地发展。在当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舞台上，它依然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笔者认为，民族、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过，并在不太短的时间内依然不会消失，因此爱国主义、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积极保护全球华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和人身安全，保持和发展全球华人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奉行平等的民族和解政策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当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容易被假冒，因此我们要防备有人假冒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但不得否定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中国依然要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来凝聚人民。正如孙文先生口头上已经意识的那样：“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巩固民族主义才好......”！
我们说爱国，只要承认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是指的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舍此无他。这是一个根本点，如果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有所不屑，那么他就谈不上“爱国”，他可能爱的是其它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国共产党，是目前中国的唯一执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劳苦大众浴血奋战创造的而不是谁“给”的，有些人说什么“爱国不爱政府”就是在抹煞历史、颠倒黑白、偷换概念！
贪官、贪污腐败是举国上下共讨伐之的，谁要是认为爱国也要爱贪官，那才是真正的汉奸。爱国包括对外要团结一心、对内要惩治腐败，这正是我们中央政府大力实施并卓有成效的。因此，我们爱国者理直气壮的在新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向一切社会不公现象，向一切既得利益者，向一切敌视中国的势力宣战！并以充分的善意与那些对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有所动摇者结成统一战线，为我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崛起而共同努力！
否认爱国主义者，根本不会有真正的“忧患意识”。强调“忧患意识”，历来是中华民族渊源至深的文化传统。回顾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居安思危、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追求民族独立与富强的历史。时至今日，我们的国歌还一直在警醒我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个“时刻”，就是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居安思危的时刻；这个“时刻”，就是需要将忧患化作“中华软力量”求发展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一定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增强凝聚力和创造力。一定能造就一大批“心系全局，胸怀天下”的“变革精英群”！
我们今天非常有必要吸收《日知录》里面的经世思想。顾炎武说，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明朝灭亡，一是亡于学术，二是亡于道德沦丧。亡于学术，是指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学风造成了“经生之寡术”，道德沦丧是指“士大夫之无耻”，投降异族，反颜仕仇。民族大义高于一切。那些投降权贵的人是“改形换骨，学为不思之人”，是软骨头，是出卖民族的败类，是“阉然媚于世者”，是最无耻之人。他号召每一个国人都必须讲廉耻，讲民族气节，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不要卑躬屈膝当亡国奴！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知识界里，曾经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不同于欧洲，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因而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也是渊源流长。这种观点无疑是对历史的误读。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1789年由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最先使用，用来指称推翻封建君主政体的一种社会力量。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兴起才有多少年？古代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或华夏文化的认同。传统中国也并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王道体系。中国的民族主义最早是在清末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主要号召力是“排满”，即推翻满清征服王朝的统治。第二次是北伐时期的民族主义则已是现代的，它所针对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最后一次是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伟大革命（以反日，反美为主凝聚人心）。
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民族主义，而且近代中国所引进的民族主义又是作为西方民族主义的反动，那么当西方民族主义随着时代变迁及价值观转移而失去正当性和立足点时，中国民族主义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功能。因此“爱国主义”所能发挥的国家凝聚力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不怕！即使有可能受到限制，我们也要爱国。不仅爱国，并且兼爱“天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民族利益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个人利益，民族利益是手段，个人利益才是目的，没有民族利益就没有个人利益。从让大家接受的可能性考虑，都必须这么讲。美国就管你叫中国人，你不想当还不行。你就是能加入美国国籍，他还是管你叫中国人！
不爱国者，你算什么东西？
